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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魏女士好不容易熄火下了车，自知理亏的她以为肯定会等来一顿责难。出乎意料的是，“受害者”们似乎是商量好了，态度都出奇地好。前车下来一位年轻的女司机，小声地埋怨了一句“你怎么回事啊？撞了我两次”，魏女士连忙道歉。之后，前车的前车下来一位年轻小伙，抱怨的话没说，还对魏女士有些体恤之情。差一点被撞到的后车司机是一位四五十岁的男士，他下车后走到魏女士跟前，问“人没事吧”，魏女士回答说没事。这时魏女士的孙子也从车里出来，该男士看到后说“孩子你不要下来，就在车里坐着，这样安全。”他嘱咐大家尽快报警之后，就驶离了现场。

很快，另一位交警赶到了现场，这位交警同样让人感到温暖。他问清事故原委后，让魏女士等人现场拍照，并让他们尽快离开现场，到附近的交警队进行处理。由于他还有一起事故等待处理金年会app，无法跟魏女士等人一起回交警队，便告知位置，让魏女士等人导航自己去。魏女士当时没戴眼镜，再加上心慌意乱，设置导航便有些力不从心，这位交警帮魏女士设置好了之后才离开。

很快就出了责任认定书，魏女士负全责，她对此毫无异议。但是接下去她又有些慌乱，当交警让她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时，想不起是在哪个保险公司买的车险了。好在好运似乎一直眷顾她，她给卖车的商家打电话，接话人说他马上安排同事过来帮她处理事故。很快，商家派来的一位名叫王盛的男士到了。他来后一顿忙活，拍了三个车的照片，又查到了魏女士的保险公司，给保险公司报了险，传了照，保险公司的人和魏女士加了微信，程序算走完了。从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魏女士得知两位被她撞的车主分别是张女士和董先生，她再次向两位道歉，而两位“受害者”依旧没有过多的责备，董先生还反过来安慰说“人都没事就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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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烟卡”游戏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生活。瞿女士曾接到班主任电话，称其儿子在课上叠“烟卡”，并偷偷拍卡“练手法”，班上还有孩子因交换“烟卡”发生口角。胡先生也向记者透露，儿子拿到“烟卡”后，有时会贴近闻“烟卡”的味道，“这点是我最担心的，小学时就接触香烟周边物品、熟悉香烟品牌，可能诱发孩子过早抽烟等不良行为。”

不过，网购平台仍旧缺乏监管。记者在多家平台上以“烟卡”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售卖“烟卡”的商铺仍不在少数。根据选购张数不同，售价区间在几元至数百元不等。在某平台上，排名靠前的商家平均销量达10万张以上，点击商品进入详情页，有的宣传图上写着“正版有烟味有胶痕”“孩子们都认的真烟卡”“要玩就和真卡玩”“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去捡烟盒”等字样。

记者了解到，根据香烟价格和市场流通程度，“烟卡”被分为不同等级，不少商家会以“稀有卡”“外国绝版”等噱头作为卖点。一名网店客服告诉记者，“烟卡”中的“稀有卡”售卖时会与普通“烟卡”混发，为拥有“和天下”，有孩子选择大批量购买“烟卡”。记者还发现，有的平台购买“烟卡”无年龄限制，页面上也无针对未成年人的提示。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公益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李恩泽曾以家长身份将电商平台及销售“烟卡”的商家一并起诉，提出依法判令被告展示、销售的“烟卡”全部下架等诉讼请求。李恩泽表示，《广告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烟卡”所携带的商标本身代表了相关的烟草品牌，因此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广告的性质。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李敏教授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儿童喜欢收集游戏，收集游戏为儿童提供了结交朋友的机会。但是，玩“烟卡”、收集“烟卡”可能引发赌博、跟风攀比、过度消费等不良风气。“孩子可能出于好奇模仿抽烟，或者翻垃圾堆找‘烟卡’，甚至花高价买‘烟卡’，为了收集‘烟卡’发生偷盗、欺诈哄骗等行为。”李敏说。

李敏建议，家长和教师可以巧妙引入积极的良性游戏，如鼓励儿童利用自己的想象力通过绘画、做手工等方式创造属于自己的卡片。家长和教师还可以发挥朋辈作用因势利导，如教师可以组织辩论赛和班队会等形式让儿童参与思考交流，也可以鼓励儿童发散思维，分享可以替代玩“烟卡”的游戏。此外，还可以在班级内通过设置流动监督员，对采取不当玩法的同学加以提醒，驱除不良游戏阴霾。